不断深度学习，讲述更完整的李庄
不断深度学习，讲述更完整的李庄
对话作家岱峻：
不断深度学习，讲述更完整的李庄
2023年6月27日，岱峻在李庄给读者签名。
2000年，岱峻在李庄板栗坳牌坊头。（岱峻供图）
2000年，岱峻在宜宾两江汇合口。（岱峻供图）
2004年，岱峻在首版《发现李庄》首发式暨荣誉镇民颁证仪式上。 （岱峻供图）
6月27日，岱峻新版《发现李庄》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举办了首发仪式。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他。
重写《发现李庄》
自己也在深度学习
记者：
从《发现李庄》初版到新版三卷本《发现李庄》，时间跨度有20年。为什么要这么久？或者说，为什么这么多年后又要重写李庄？
岱峻：
20年前，我写《发现李庄》的时候，有很多不足和缺陷：材料比较少，认识的采访对象也不多。而且当时我主要是从记者的角度仰视去看去写，还没有对自己进行很好的学术写作训练，知识储备方面也不足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2004年《发现李庄》出版之后，还是得到各方的认可。北京大学人类学的王铭铭教授在李庄时，看到当地导游人手一本《发现李庄》，他就找到我，请我于2007年到北京大学、中央民族大学去给他的博士生讲李庄与中国学术。第二年，王铭铭、王建民、潘蛟等教授，又带首都高校的20多位博士生，在李庄搞了一次人类学实地营研讨。我参与其中，在给他们讲授的时候，自己也在接受初步的学术训练，开始有意识地校正我书写的不严谨，避免过分渲染，开始尝试学术性写作。
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儿子跟我联系上以后，又激发了我写《李济传》的想法。这个书出版后反响很好。对我自己来说，这本书的意义在于：让我从一般性的文学特稿写作进入学术性写作，而且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肯定，给我很大的信心。与此同时，我写的《发现李庄》被民族学家、社会学家杨圣敏在其主编的《中国民族学六十年：1949-2010》一书中，纳入专节讲述。这也意味着，李庄开始进入学术殿堂，我也跟着一点一点地从学术的角度去发现李庄、重新认识李庄、书写李庄。
记者：
您是怎么从文学创作转型到学术型写作的？这中间有怎样的过程？
岱峻：
写李庄的特殊之处在于，中间涉及要写很专业的学术机构、很资深的学者。我得深入了解这些学人分别是干什么的。比如说考古学，那我就需要深入了解这个学科是怎么产生的。于是我就要懂考古学的源流，包括工业革命史、文化人类学等。相当于，从一个点，就需要进入一个文化系统。也就是说，了解李庄，我先得了解李庄的学问。那我就得给自己补课，要深入学习。其实过去20年，我不只是闷头重写《发现李庄》，我还在进行深度学习，涉及各个学科的知识，包括考古学、法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语言学、人类学，凡在李庄涉及的学科，我都在补课学习。现在信息渠道也很方便，我经常在网上看慕课，系统学习了傅佩荣、刘擎、陈嘉映的哲学，何怀宏的社会学，赵林的世界史，姚大力、葛剑雄、韩茂莉的历史地理，何光沪的宗教学等。
记者：
李庄成为您自学的一个出发点。或者说，李庄成为通往更大知识世界的一个窗口了。
岱峻：
对。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用在深度学习上。有人问我值不值，我只能说，我真的很幸福。
注重细节与情感
让历史写作不一样
记者：
从作者的角度来看，新版《发现李庄》比老版有哪些不同？
岱峻：
《发现李庄》出版后，我得到很多珍贵的机会。比如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先生，把他父亲的很多珍贵资料交给我，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老师约见我，跟我讲了很多她父亲跟当年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故事，讲了很多细节。此外，我还有机会认识了徐中舒先生的孙子徐亮工、缪钺先生的孙子缪元朗等一批学人的后代。他们手上的资料、信息都汇到我手里边了。正是这样的积累，让我对曾经内迁李庄的那些学术机构及学者们的认识更加清晰。
20年前，我曾采访抗战胜利消息传到李庄时大家的反应。其中采访了曾经在李庄一个机构当炊事员的人，后来我意识到，他的记忆，可能有用想象填补的地方。经过有意的自我教育和学术训练，我就比较注意信息甄别和对比。而且尽量避免过多的文学渲染，以想象代替史料。这次重写《发现李庄》，在调查采访的时候，我就更有经验，也更有自觉性。对于大家更深认识李庄那段历史，更有帮助。
记者：
《发现李庄》在四川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后，还在四川省外的出版社出版过别的版本。这次重回四川，出了新版，几乎相当于重写，对吧？
岱峻：
是的，你说得对，是一次完全全新的书写。如果说原来的《发现李庄》是一个提纲的话，还是很不成熟的提纲，其中有错误、有没写到的地方。比如说最残缺的部分就是社会科学所的部分。而且很多信息，也是需要随着时间的变化、信息的汇聚、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才逐渐清晰，这需要一个过程。这次回到四川出版，要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黄立新社长，黄社长主动找到我，希望我把《发现李庄》拿回四川来出，并不限体量与字数。
记者：
您有意识将之前的文学写作逐渐转换为专业性或者学术性写作，但是您的历史作品可读性还是很高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，并没有障碍。我看到大家评论说，“岱峻的书写注重细节，叙述生动，保有惯常的优雅的文笔，颇具历史感与人文温情，具有很强的文学可读性。”专业度和可读性这两者您是怎么平衡的？
岱峻：
我的写作从在新闻行业写散文开始。1984年我获过中央电视台、中国地理学会、旅行家杂志联办的全国游记文学征文的三等奖。可以说，我的写作，是从文学写作开始的。当我转向历史题材写作的时候，我曾经很有意识地说，要在自己的写作里“去文学化”。然后一个朋友就跟我说，你做不到“去文学化”，因为你是一个大学读中文系的人，文学性已经渗透到你的血液里边了。后来我自己琢磨认识到，其实这两者也并不必然矛盾。
学者章太炎曾说，学术要与日常生活相勾连。而这种勾连，学术中人容易不注意，而做文学的人反而更容易注意。2015年，国际历史学界在山东大学有一个讨论主题，大概就是说，学者要注意情感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。这都给我很多启发，让我意识到，注重细节与情感的文学性，也可以成为我的优势，让我的历史写作有不一样的地方。
求知与写作
是我人生的志业
记者：
您不是学院里的那种职业学者或者专业学者，而是在民间以自己的方式写历史作品，既具有专业度，又能让普通读者感兴趣。这是很难得的。
岱峻：
我觉得，我做这些事，最大的特点在于，我研究、我写作，纯然是出于我的个人兴趣爱好。我的写作没有申报课题，也没从李庄拿一分钱。我写的这些，首先完全是为了我自己，然后属于喜欢它的读者。
记者：
李庄成为您几十年写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源头领域。当时您第一次到李庄，是什么感受？
岱峻：
发现李庄是一个宝藏，是一座书写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富矿，也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。但一开始的确是令我惊叹的。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《世界将重新叩访李庄》，从中也可以看出我的惊艳程度。
记者：
在新版《发现李庄》新书发布会上，面对台下的年轻人，您说了一段很感人的话。大概是说，年轻人在遇到艰难的时候，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：找到自己的志业，坚持自己的判断，读想读的书，做独立的思考。您还特别提到，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所说的学术，不是乐趣，不是职业，是志业。可不可以说，您的志业是您的写作？
岱峻：
苏格拉底临死的时候说，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无知。实际上人类的进步就是从求知开始的。我1978年考上大学到现在，有一点自己的成绩，我最大的乐趣是，把求知与写作当成了人生的职业，同时也是志业。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责任编辑：